文物修复师 把文物叫醒、让“复活”

2026-01-31 14:52:08

　　历史文物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然而历经千年风霜，承载着我们文化根脉的文物面临着各种原因造成的损害、病害。一件件、一样样、一层层……文物修复师们用巧手和慧眼，用匠心与热忱，化腐朽为神奇，守护着我们的文化瑰宝。在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我们集中讲述文物修复的故事。

　　▲ 修复中的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样式雷”烫样文物部件“戏楼” 中国文化报记者 卢旭 摄

　　202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器物修复研究所文物修复师王熙林在文物库房看到了一套极为罕见的“样式雷”烫样，激起了他强烈的兴趣。随后，王熙林和团队开展了相关的调查、研究以及修复工作。如今，其中心戏楼的修复初见成效，整个建筑群预计明年完成修复。5月1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举办了媒体开放日活动，向媒体记者展示了“样式雷”烫样的修复情况。

　　“‘样式雷’烫样相关研究很少。”王熙林介绍，虽然烫样一侧的标签注明了“清‘样式雷’所做圆明园的模型”，然而这套烫样到底是圆明园的哪座建筑群，大家并不知晓。王熙林和团队用了一年时间搜集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并根据模型上的匾额和贴签，比照档案资料，才得知其正是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的烫样。

　　所谓“烫样”，是将平面的设计图通过纸、秸秆、木头等材料组合变成立体微缩景观。王熙林坦言：“这就是按照比例制作、精细无比的建筑设计模型，在当时主要是为呈给皇帝审阅。”

　　清代皇家建筑样式的专门设计机构叫做样式房。所有的皇家建筑和大型建筑都要经过他们的设计与监管施工，它在清代皇家建筑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样式房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雷氏家族，“样式雷”便是对清代PG电子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

　　“样式雷”烫样工艺最早出现于清代康熙年间，至清代晚期逐渐没落，至今已完全消失，仅留存部分烫样与图档等相关资料。

　　上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一批知名学者对此领域进行过相关保护研究。其中朱启钤和梁思成对相关的文物资料进行过多次抢救性保护及信息记录，抢救性保护了相关文物资料一万余件。国家博物馆藏的这件烫样正是由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于1930年左右收购的，随后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保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又调拨给国家博物馆。

　　同乐园是圆明园建筑群中面积最大、级别最高的建筑群之一，由清音阁戏楼、同乐园正殿、寺庙建筑永日堂和买卖街等部分组成。此建筑群自清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至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在此期间此建筑群一直承担着清政府的礼节、外交、宗室等相关活动，是圆明园中集政治、外交、娱乐于一体的功能性建筑群。

　　一直以来，同乐园建筑群的原貌无从考证。王熙林介绍，此前仅有部分图档和绘画资料可做参考，但图档资料仅限于平面布局，而绘画资料存在比例失调等情况。“并且现存所有该建筑群的绘画作品中，其东部建筑永日堂部分基本上被树木遮挡。”王熙林说，这件烫样展示了同乐园各建筑外部样式、尺寸、结构及内部装修形式等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烫样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它是遗存的历史文物，还在于它是当时营造情况的最可靠记录。”王熙林表示，通过研究“样式雷”烫样，可以了解当时的建筑水平、工程技术状况，还可以了解当时的科学技术、工艺制作和文化艺术。此套烫样是他目前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 修复师介绍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样式雷”烫样修复情况 中国文化报记者 卢旭 摄

　　“因材质、体积、历史等原因，同类型文物大多难以保存或毁于战火。”王熙林介绍，虽然国博所藏此件烫样保存完整，但历经百年流转，它也存在内部结构脱落断裂、污损、霉菌等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细致的修复，才能达到展出的要求。

　　目前，王熙林团队的修复工作围绕中心戏楼展开。在国博文保院的文物修复室内，中心戏楼的三层屋顶和楼层拆开摆放。其中，二层楼“身上”捆着线绳。“由于年代久远，烫样的墙体出现了变形，有些地方断裂了，需要进行矫正。”王熙林介绍，绳子捆、上夹板、垫压卡、熏水蒸气这些方法都用上了。

　　为了科学有效地进行修复、研究，修复工作还要运用可见光摄影、多光谱摄影、X射线探伤等多种科技手段，调查记录文物的保存状态、颜料的使用和分布、病害等信息。国博文保院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修复师杨琴在检测中就发现，烫样内部支撑结构上多处绘有彩绘，杨琴推测可能是工匠因着急赶工，回收利用旧烫样材料制作了这件烫样。

　　通过激光拉曼光谱仪，修复团队还发现烫样上的颜料既有传统的矿物石色颜料和植物水色颜料，如朱砂、花青，也有合成的颜料，如普鲁士蓝、巴黎绿。“这与当时颜料使用的时代背景相吻合。”杨琴表示，1850年以后，西方人工合成的颜料因为成本低廉、色彩艳丽且附着力强，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和传统颜料一起被广泛应用于古建彩画、绘画等行业中。

　　此外，借助红外光谱检测发现，这套烫样的黏结剂采用的是动物胶，这和《材料账》中的记载相符。因此，王熙林的修复也要用动物胶进行修复，但动物胶又有猪皮胶、驴皮胶、鱼胶等，还需要杨琴进行更精细的检测。

　　在修复过程中，王熙林还能看到烫样上保留的指纹，以及设计修改的痕迹，他不禁感慨：“这像是与古人共同完成一件创作。”接下来，还有伴戏楼、永利堂、买卖街和其他房舍的修复任务，整个建筑群要完成修复，预计要到明年。

　　除了修复，国家博物馆文保院还将依照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复制一份一模一样的烫样，并计划将原件和复制件同台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副院长成小林表示：“以本次保护修复工作为契机，以实体文物为基础，我们计划对已消失百余年的‘样式雷’烫样工艺进行全面梳理和复原。这项任务预计于2025年完成。”

　　近日，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在其展厅之一——香山汉墓陶俑展厅，兵马俑、持刀陶立俑、陶马、陶车、各类动物俑等221件（套）文物，向观众展示其承载的千年文化底蕴。这批陶俑能够完好展出，得益于相关文物修复工作的开展。青州香山汉墓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工程也入选日前评出的2022全国优秀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2006年，在青州市香山汉墓附近发现了一处陪葬坑。随后，由山东省考古所、潍坊市博物馆和青州市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对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认该陪葬坑属于“香山汉墓”的陪葬坑，陪葬品大部分是陶器，包括成套的礼器和成套的马车等。大部分器物上都保留有鲜艳的彩绘纹饰。马俑做工精良、比例匀称、周身彩绘，马头、马背上彩绘的马具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可见。骑俑、立俑、侍女俑大小不一，冠饰各异，面部刻画生动传神。这一陪葬坑的陪葬品数量巨大、种类齐全，尤其是彩绘鲜艳、绘工精湛，是研究汉代服饰、马具、绘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香山汉墓是建设取土时发现的，墓葬损坏较为严重，陶器大多破损。在抢救性发掘过程中，又对陪葬坑陶器喷洒了保护液，由于坑底有木炭层，在风的作用下，木炭层和保护液的结合造成部分陶器的二次污染。此外，由于博物馆条件有限，文物存放在地下库房内，库房没有任何通风设备，装着2000多件文物的1000多个纸箱放在一个仅400平方米的地下库房地面上。为了保护彩绘，库房内湿度较高，包装箱发霉，致使文物出现多种病害。病害几乎涵盖了彩绘陶器的所有病害类型，包括破损、断裂、划痕、裂缝，彩绘层起翘、卷曲、脱落，盐析污染，表面沉积物等。

　　2009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托，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承担了此次香山汉墓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研究员容波介绍，在对陶质文物进行研究分析和成分检测后，修复人员开展了“清理—脱盐—彩绘加固保护—粘接修复—档案建立”五道修复工序。

　　首先是文物的清理，这是修复工作开展的基础。“修复人员在放大镜下开展相关工作。”容波介绍，对软质泥土，采用蒸馏水清洗；对干硬的泥土，用棉球蘸酒精水溶液局部涂擦，使泥土变软后再进行剔除。表面有彩绘的陶器，在清理时用小竹签轻轻剔除。

　　香山汉墓出土的陶器表面、内壁的结晶盐成片状附着。因此，结晶盐的清除也是本次保护修复中的一个难点。该阶段采用纸浆包裹法进行脱盐，即用纸浆等吸水性较强的物质作为吸附材料，以水为溶剂，通过使吸附材料中的水渗入多孔物质来溶解器物内部的可溶盐。对彩陶纹饰易脱落或者陶质较差的彩陶以及局部陶胎部位富集的盐分，修复人员用棉签蘸去离子水或使用手术刀等工具进行清理后，再使用湿敷法进行脱盐处理，直至达到理想效果。

　　接下来就是彩绘层的加固保护。“根据彩绘形式及保存状况的不同，我们采用喷涂、点涂、包裹敷浸等保护工艺。”容波介绍，喷涂适用于较大面积彩绘的保护处理，要选用雾化效果好的小型喷雾器，喷距要适当、喷量要适量，用力要恰当，同时不可以正对文物表面喷涂。点涂适用于颜料较厚、颜料颗粒较细且易掉粉等彩绘颜料的保护，这道工序要选用毛质较软的小毛笔，用毛笔蘸水点湿彩绘，待水逐渐吸干时，先从残存彩绘边缘点涂保护剂，待保护剂不再渗入时，再点涂彩绘表面。这样，水吸收时所产生的吸力会使保护剂更好深入彩绘，同时也可以消除点涂在彩绘表面留下的痕迹。

　　之后，修复人员开始进行粘接修复。修复人员根据器物的残破程度，采取“相近互配法”原则，将编号相邻或相近的器物碎片进行互配，直至全部拼对成功为止。其后的粘接工作首先要去除黏结面上的尘土及污垢，在粘接过程中，要把胶黏剂均匀地涂抹在界面上，使胶料完全溶入断面，使缝隙处完全黏合，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残缺部位或影响器物稳定性的部位，需要使用陶粉进行补配。“新补全的器物要与原物有所区别，要细心观察文物本体的颜色及补缺的颜色，用心探求文物的质感，远看一致、近观有别，这一点很关键，它能直接反映文物的整体效果及历史风貌。”容波说。

　　青州香山汉墓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共修复完成3000余件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局行业标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建立了完备的文物保护修复档案。通过该项目的实施，青州市博物馆建立了文物技术保护中心，并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共同承办了当年的国家文物局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同时，设立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青州工作站，推动了保护修复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修复文物要对文物负责，必须对文物进行科学研究，保护文物上承载的历史信息，同时也是对文物价值的再次挖掘，比如深入了解文物的材质结构、坚固程度、受损程度等，从而确定其保护措施。”容波说，本次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守文物保护修复原则，尊重文物、尊重文物修复职责，既对各地陶质彩绘文物的保护修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提高了修复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东岸铜官镇的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自1956年长沙窑遗址被发现以来，经过数次发掘，共出土各类陶瓷文物万余件。1998年，千年沉船“黑石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发现，船上的6.7万件瓷器中有5万余件来自长沙窑，进一步揭示了长沙窑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辉煌历史。

　　目前已出土的长沙窑文物主要收藏在长沙博物馆，数量达7000余件。过去10年间，长沙博物馆“80后”文物修复师阳帆和他的同事陆续完成了350余件长沙窑精品瓷器的修复工作，涉及壶、罐、碗、盘、雕塑等多种器型以及釉、彩、诗文、贴花等代表性装饰。

　　今年36岁的阳帆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现任职长沙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副主任，主要负责金属、陶瓷文物的保护修复与科技研究。他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有14年。在阳帆看来，瓷器修复工作的周期比较长，打磨、作色等手艺都需要坐得住、有耐心，才能有所得。

　　“基于长沙博物馆基本陈列长沙窑专题展及‘长沙窑特展’的展陈需要，我们对长沙窑瓷器进行了系统性修复。”阳帆说，这些瓷器大多是窑址出土，破碎残缺严重，使修复工作面临很大难题。“这也磨炼了我们的心性，促使我们不断提高文物修复技艺。”阳帆说。

　　在长沙博物馆展厅内，有一件造型别致的红绿彩麒麟烛台。阳帆介绍，为了修复这件文物，他们花费了3个月，才最终确定其残缺部位的形态。“很多时候，文物修复的大量工作和时间不是花费在修复本身，而是用在病害调查、价值评估、方案研究等前期调研工作上。”阳帆说。

　　阳帆介绍，长沙窑瓷器修复的最大难点是釉彩的复原。长沙窑作为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大量使用多色釉装饰的瓷窑之一，对工艺要求极高。如何让1000多年前在窑中烧制而成的瓷器釉色，在千年后的室温下成功补色，重现其魅力，是文物修复师们面临的难题。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长沙博物馆文物修复部门早在2013年就挑选10余件单色釉瓷器进行修复实验，在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后，又向长沙市科技局申请了专项经费用于长沙窑的“开片”研究，基本解决了开片效果复原的问题。

　　“为了让修补的‘胎’更接近瓷器的物理性能，我们选择了高强度的环氧树脂而不是传统的石膏材料。”阳帆说，为了复原长沙窑彩绘晕散的效果，修复团队模拟“水墨画”作色，反复尝试，确保修复效果更接近器物原状。在已修复的长沙窑瓷器中，有一件酱釉海棠杯，尤为珍贵。该瓷器残缺近1/3，应用了新材料和“开片”技艺修复后，其釉色浑然一体，“开片”自然协调，重现了其魅力。

　　作为一家市级博物馆，长沙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队伍正在逐渐扩充。包括阳帆在内，该馆共有3位文物修复师参与了长沙窑瓷器的修复工作。在陪伴文物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相互鼓励，共同进步，也达成了默契的配合。为了精进文物修复技艺，他们广泛涉猎艺术史、工艺科学、化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知识，并积极开展文物修复实验和具体实践，不断寻求新突破。

　　记者了解到，当前，长沙博物馆正在逐步建立以长沙窑瓷器考古为基础的数据库，对珍贵的长沙窑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加工制作，通过收集瓷器样品的关键信息，为文物修复与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数字化平台。该“数据库”主要包括藏品的基础信息、三维信息、科技检测数据、学术研究等相关信息，建成后将成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长沙窑数字资产多源异构大数据平台，有关长沙窑的学术信息都会在该平台中公开共享，充分保护传承长沙市地方文化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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